贴个宪法看看，如果版主觉得不妥，请删除。

旅游美人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注)(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一九六○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着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注:“马钢宪法”是什么货色?
马钢，即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是苏联最大的钢铁企业。它在苏联钢铁工业中的地位，相当鞍钢在我国钢铁、工业中的地位。
“马钢宪法”就是指马钢的一套管理办法，它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它的主要内容是：实行“一长制”，不要党的领导；搞物质刺激，不要政治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繁琐的规章制度，冷冷清清地办企业，不搞群众运动，不实行群众路线；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


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省委转报中央：

根据中央召开全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会议的通知和省委的指示，现将我市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

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鞍山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并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广泛发动群众，人人动手革新发展到有领导的制定规划，围绕突破生产关键，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从一般的改革工具，改进操作方法发展到经验配套成网、成龙；从大力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并积极地向半自动化、自动化迈进，从一般产品的革新并积极地试制高级、精密的产品，攻取尖端技术。运动的主要特点有三；

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人很广泛，运动进展很快。由于有过去两年连续大跃进的实践，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不断加强，总路线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一经党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号召，广大职工便热烈地响应。参加到运动中来的人，已占全区工业战线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出现了领导干部、新老工人、技术人员、勤杂人员、职工家属以及在鞍实习的一千五百多名大专学校师生，人人奋勇争先，个个不甘落后，你追我赶、竞相革新的大好局面。截至二月底，仅据一百七十五个厂矿的统计，就提出了革新意见六十二万一千余件，经过归纳后，实现了十万余项；突破生产关键一千五百四十二个；出现生产自动线七条，联动线一百九十九条，流水线一百零二条，单机自动化三百二十三台。机械化程度大为提高，鞍钢已由百分之七十一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一；地方工业也由百分之三十八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三。许多厂矿职工，为了摆脱笨重体力劳动，往往都是日夜苦战，不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不下火线。鞍钢运输部的职工，就是大干了一个月，基本上实现了装卸半机械化、机械化的，既放下了扁担、抬筐，又节省出一千多名工人。海城五金合作工厂的职工，在大干十天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后，工人兴奋的说；“这回可和老君爷留下的大锤、风箱离婚了”，并纷纷照像留念。生动的反映了实现生产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确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二是广大职工的首创精神大大发扬，短时期内，就出现了不少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到二月底，已经实现重大的新技术十八项，攻克技术尖端十一项，试制成功新产品四十一种。这是自大跃进以来不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及深入进行反右整风运动，狠反右倾、大鼓干劲的结果；也是树雄心、立大志，敢想敢做、决心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巨大胜利。例如，在烧结矿中加生石灰，提高混合料预热温度，产量可提高百分之十八点六，喷焦少用冷水，多用热水，焦炭转鼓指数可提高五至六公斤；高炉试行铁水预热、降低含矽量，可使每一炉钢的熔炼时间缩短一至一个半小时；平炉的高温、快炼、分成混合烧透加料法，在第一炼钢厂首创成功全面推行后，全厂熔炼时间平均缩短了十九分钟。以上是原料、燃料，冶炼系统从技术操作方面实现了的重大革新和革命。在轧钢系统，虽然设备是最先进的，但是只要打破设计规定，敢于革新，就大有可为。例如，鞍钢第二初轧厂继创造“七双”轧制线成功，从送料到成品的整个操作过程中，实际双夹、双运、双轧、双推、双剪、双吊、双翻，可提高设备能力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之后，又在原来只能生产半成品的连轧机上进行革命，试轧成功型钢成品。这样由钢锭一次轧成钢材，不再加热，既可大大节省原材料，提高钢材收得率，又解放了型钢厂的生产能力，是一项具有巨大技术经济意义的创举。无缝钢管厂有五个操作台采用电气联动控制，已实现了无人操作，在一四○耗轧管机组上试轧二○○耗管子成功，用小型机组轧大管，解决了我国目前不能生产的无缝大管问题。此外，鞍钢半连续轧板厂使用同位素测量钢板的匀度和温度，矿山设计院用低温煤焦油代替大豆油试验成功铁矿石浮选捕收剂；南部机修厂用高矽球墨铸铁、铸钢代替铜料，以及地方国营鞍山轧钢机械厂初步试验成功的无线电遥控天车，等等，都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有普遍推广价值的尖端技术。

三是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今年一、二两月，全区工业总产值均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中一月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六点二；二月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三。与去年同期比较：一月份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二月份增长百分之五十一点九。鞍钢总产值一、二两月分别超过国家计翅百分之五点二和百分之二点四，地方工业总产值一、二两月分别超过国家计划百分之八点八和百分之三十三点六。鞍钢四十七个厂矿中，一月份有三十个厂矿，二月份有三十八个厂矿分别提前一至五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地方工业一百四十四个单位，一月份平均提前六天，二月份平均提前七天完成了国家计划。鞍钢几种主要产品，一、二两月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是：钢材分别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一点一和百分之一百零七点二五，钢分别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和百分之九十点三四}铁分别完成百分之九十四和百分之九十三点零三。

一月份以来，原料、燃料和运输情况即发生严重紧张。一方面是鞍钢自产精矿未达到计划要求，每天少产二千四百吨；另方面，一月下旬天气骤冷，车辆结冻严重，外来原料、燃料欠运太多，平均每天少到一万一千九百吨。在此情况下，炼铁厂十座大高炉中即有九座被迫采取减风降温等保护性措施，每日减产生铁二千五百吨。这样，又影响到炼钢生产的下降。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坚决采取各种措施后，从二月下旬开始，生产情况即趋向好转。在实现一月开门红的基础上，各轧钢厂继续提前完成了二月份钢材生产计划，一、三炼钢厂也基本上完成了钢的生产计划。特别是炼铁厂生产水平的增长较为显著，一方面是由于自产精矿与外来矿粉大为改善，同时也是由于炼铁厂普遍推行了低铁分高强度的操作经验，使日产水平比上中旬平均提高六百八十七吨，但由于亏欠太多，仍未能完成二月份国家计划。严重的是第二炼钢厂部分领导干部，在年初实现开门红后，产生了盲目乐观自满松劲情绪，又加生产管理混乱，对渣子、低温钢等问题的处理不及时，造成生产水平严重下降。二月份欠产钢四万一千一百五十六吨，占全公司欠产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影响了全公司钢产计划的完成。从常委本身检查，主要是对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困难预见不够，对二炼钢厂的工作抓得还不狠、不紧；再加上前一时期会议较多，领导干部精力比较分散，影响了对生产深入具体的领导。现在第二炼钢厂已经基本上清除了积渣、制止了出低温钢、加强了生产管理工作，开始扭转了生产下降局面。与此同时，原料生产和运输工作也较前大有好转。东鞍山铁矿二月下旬实现重大革新意见一百三十五项：精矿日产量已由中旬的二千七百五十七吨提高到二千九百八十六吨，烧结矿由八千吨提高到一万吨以上，运输部大搞装卸机械化、半机械化和运输“龙网化”，二月份车辆保有量由上月的二千二百五十五辆，压缩到二千零九十辆，一次作业时间由二十四小时压缩到二十小时二十分钟。这就为实现三月满堂红，保证提前超额完成第一季度国家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两个多月来，在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初步取得了以下经验：

旅游美人

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经过反右整风运动，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右倾保守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但是，在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面前，有些人缺乏思想准备，满足现状，不想革命，或者是迷信教条，有贾桂思想，不敢革命。他们有的强调设备先进，技术复杂，怕技术革新(革)出事故来，小手小脚，前怕狼后怕虎；有的认为经过两年大跃进“潜力已经挖光”，“革新已经到顶”，“人的主观能动性已达到极限”，甘居中游，不求上进，一谈革新，就伸手向上级要设备、要材料、要人，有的入认为“高炉炉前一百多年来基本上就是手工生产，不能革命”，“我们才建国十年，就要超过世界先进．技术经济指标，是空想”，等等。这些人的世界观是懒汉和懦夫的世界观，缺乏无产阶级的雄心大志，思想远远落在新形势构后面。许多厂矿的事实证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本身，就是一场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科学与迷信、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所有运动开展得好的单位，都是坚持政治挂帅，狠反右倾，大鼓干劲的结果。例如，鞍钢第二初轧厂围绕今年生产翻番，提出大搞技术革命规划时，有的干部认为。“设备是第一流的，轧辊是国外进口的，轴承是国外设计的，改革设备是违反设计原理”，“谁也解决不了辊道掉牙的问题”，真说得技术革命比上天还难。铸管厂在提出今年生产加番的规划时，也有的干部认为生产中的潜力已经挖尽，再跃进必须增加场房四处、吊车七台、工人五百名等，按照他们的办法，也只能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四十。这两个厂党委坚决地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论调，采取鸣放辩论，就虚论实，发动群众，不断进行思想革命，找出了实现今年加番的关键措施。第二初轧厂实现了“七双”轧制线的重大革命，铸管厂经过三百八十一次试验，终于创造成功了连续铸管机，使八道工序实现了机械化，两个厂的生产能力可分别比过去提高百分之三十到一倍以上。

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最根本的问题是高度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把职工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技术上的革新和革命才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实现。在这次运动中，许多厂矿运用大宣传、大动员、大总结、大检查、大评比、大展览的方法，使标兵成列，红旗成林，对于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加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在广大群众已经行动起来，提出大量的革新意见之后，要善于抓住关键性的重大革新项目，抱定决心，组织群众，迅速研究、试验和实现。各厂矿都普遍组织了厂内外“三结合”小组和突击队，分层负责，把研究试验同全体职工的人人动手密切结合起来，既突破了关键，又解决了一般问题。例如，鞍钢第二初轧厂组织了一百五十三个三结合突击队，采取“七包”，即包思想发动、包提出方案、包进行试验、包技术鉴定，包组织实现，包总结推广、包纳入规程，发挥了显著作用。海城五金合作工厂，前几年就提出了“三化”口号，但是过去只是依靠少数人搞，搞了几年也未实现；现在把任务交给群众，大干了十天，就实现了“八化”。这都充分证明，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是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一方面紧紧围绕当前生产，放手发动群众，挖潜力、提措施，反复讨论，订出厂矿、车间、班组以至个人的革新规划，明确奋斗方向；另一方面在实现规划时，要把技术革命的主要矛头指向生产关键，采用分阶段作战的办法，分期分批打歼灭战。凡是这样做的单位，那里群众的干劲就足，运动开展得就快，效果就大。鞍钢炼铁厂在解决八号高炉增加出铁口和风口的关键问题时，由党委书记挂帅，集中了工人、技术人员以及设计院、钢铁学院、中央试验室等单位共一百余人，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统一了思想，进行围攻，已经从技术上解决了问题。预计八高炉在大修中再由常压炉顶变为高压炉顶之后，日产量可由××××吨提高到××××吨。

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首先要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学习和发扬“穷棒子社”的精神，实行“两条腿走路”，坚决克服某些干部重洋轻土，事事“伸手”，依靠外援的思想。提倡眼睛向内，发动群众千方百计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从实际条件出发，能洋就洋，不能洋就土，实行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同时，还要用一盘棋的思想教育广大职工群众，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以自己的跃进支援别人的跃进。对于一个厂矿，一个车间难以解决的重大生产关键和技术难关，则应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大力支援。鞍钢公司在帮助东鞍山铁矿过浮选关时，组织了公司职能处、室，大专学校师生、机修、供电等部门的人员一百余人，成立协作突击队，前往支援，同时抽调鞍山烧结等厂有经验的生产能手，到东鞍山铁矿作示范表演，使浮选两个系统的小时产量由六吨左右提高到八吨，最后又提高到十二点六五吨。既使被支援单位职工受到了教育，增长了信心，克服了畏难情绪，又学习到了技术，提高了操作水平。此外，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连续性，要在统一规划、统一领导下，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践证明，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组织大协作、大互助，是攻克重大关键，突破技术难关，实现全面大跃进的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

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技术表演赛是鞍钢在去年大搞群众运动中，适应大跃进的需要所创造出来的一项重要的经验。技术表演赛是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重要形式。大搞技术表演赛，不但能够更大地鼓足职工的干劲，而且能够更迅速地熟练、推广新的操作技术，更快地提高工人的技术操作水平，更好地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但是，在今年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初期，曾经有人错误地认为技术表演赛已经过时了，或者把技术革命同技术表演赛对立起来，而放松对表演赛的领导。当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认识，实行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以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实践证明，凡是在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认真组织技术表演赛的单位(例如鞍钢第一炼钢厂和鞍山钟表厂等)，那里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便进行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革新项目不仅数量多、品质高、实现的快，而且一经推广，群众就能在短时间内学会掌握新的操作技术，在生产上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

今年是我国实现更好更全面跃进的一年。鞍山地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本着中央和省委指示的道路，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进水平进军，更好更全面地实现今年继续跃进的计划，进一步发挥祖国第一个钢铁基地的作用，更好地支援．国家工业和农业技术改造。一九六○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要确保完成××××亿元，争取完成×××亿元，分别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其中，鞍钢为××××到××××元，增长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以上，地方工业(包括鞍钢以外的国营工业)为××亿到××亿元，翻一番到一番半。鞍钢几种主要产品今年安排了三本账：第一本账是国家计划指标，钢××××万吨，铁××××万吨，钢材××××万吨，第二本账是企业确保指标，钢××××万吨，铁××××万吨，钢材×××××万吨，第三本账是力争指标，钢×××××万吨，铁××××万吨，钢材×××××万吨。一、二、三本账与去年实际完成的产量比较，钢分别提高百分之十一点七、百分之十五点四和百分之二十，铁分别提高百分之十八点一、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十一点九，钢材分别提高百分之八点四、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十七。各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要力争赶上和超过国内外先进水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鞍钢主体已经建成，继续实现大跃进，全靠从现有设备上挖掘潜力。实现上述指标，跃进速度仍然是很快的，因此，完成今年任务最基本的途径，是要大搞特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大力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事实上，鞍山地区无论新、老、大、小企业的潜力都是很大的。以机械化程度为例，鞍钢四十七个厂矿从事手工操作和笨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平均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以上，地方工业一百四十四个单位，从事手工操作和笨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平均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至于运输装卸，矿山采掘和小洋群生产，手工操作和笨重体力劳动所占的比重则更大，一般地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根据以上情况，鞍山地区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

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在冶炼系统，大高炉要积极推行以“风”为纲，以原料为基础，以提高冶炼强度为主的技术操作方法；利用系数全年平均要达到一点八，争取达到二；先进高炉达到二点六，争取突破三。小高炉要采取双机并联和矿石焙烧的技术操作方法，利用系数全年平均要达到一点六，先进炉子要达到五。平炉要积极推行多装、快炼、高温、长寿的操作方法，利用系数全年平均要达到十一点五，力争达到十二，先进平炉要达到十三到十四．小转炉要积极推行以热风为纲的技术操作方法，大力实现连续炼钢、连续铸锭；利用系数全年平均要达到二点五以上。轧钢系统，要积极推行多装，快烧，多条、快轧的操作方法，使轧钢能力在今年内按设计水平提高一倍以上。

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基本建设加工厂化、交通运输加龙网化的水平。矿山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小洋群和地方工业，以及凡是用手工操作和笨重体力劳动的地方，都要在“五一”以前基本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消灭笨重体力劳动，逐步向半自动化、自动化发展。今年全区计划实现生产自动线、联动线、流水线二千一百四十一条。其中鞍钢一千一百四十一条，地方工业一千条。年内要实现一批自动化车间和工段。

旅游美人

第三、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今年全区要试制新产品四百五十四种，其中鞍钢一百二十三种，地方工业三百三十一种。鞍钢要攻克重大尖端技术十七项，例如，在冶炼方面试用放射性同位素维护高炉炉体，创造双铁口、多风口的新型高炉；平炉试验氧气炼钢，连续炼钢。在原料、燃料方面试验化学球团，使矿粉不经烧结直接进入高炉炼铁和炼焦的炉外预热。在轧钢方面实现初轧机全盘自动化与轧钢“多双”化等。

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鞍钢各厂要大力开展尾矿，平炉渣，高炉渣，化工副产品、瓦斯灰，炉灰、废水等综合利用，降低原料、材料、燃料消耗定额；积极采用代用品，广泛推行以铁代钢，以球墨铸铁代铜铸件，以黑色金属代替有色金属等；并清理仓库，把闲置设备、材料充分利用起来。在地方工业系统，要充分利用鞍钢的下脚废物，废液，废气、化工副产品。全区要全面推广“四合一”环形供电的经验，把节省出来的电气设备支援农业“四化”。

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今年鞍钢要从原有厂矿中精简二万人，地方工业精简一万一千人。

(四)

为了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峰，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为此，要结合理论学习和总结工作等办法，继续彻底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一整套方针，继续彻底地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坚决地贯彻执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依靠广大群众办企业的无产阶级路线，继续彻底地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和贾桂思想，进一步树立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使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

其次，要改进工作方法。既要紧张地踏实地工作，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整日、整旬、整月地为具体的经济事务缠绕得脱不开身，每周或每旬，每月总要抽出一些时间来，学一学，想一想，谈一谈，务一务虚，以虚带实。会议不能不开，但不能开得太多。要切实精简会议，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一律不开，以便于各级领导干部有更多的时间亲临生产第一囊。要抓两头带中间，除继续注意抓薄弱环节外，要特别注意插红旗、立标兵，树立对立面，不断地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造成“学、比、赶、帮，超”的热潮。

最后，还要大抓技术表演竞赛。要通过技术表演赛和联合技术大表演赛，进一步鼓励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来进一步推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更迅速地熟练和推广新的操作技术，更块的提高工人的技术操作水平。同时，还要大搞文化革命，举办业余文化学校、技术训练班等，迅速地培养和壮大科学技术队伍。一季度耍基本上扫除文盲，“五一”前普及初等教育，两千人以上的厂矿要办业余大学；并建立健全科学研究机构，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在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还要强调关心职工生活，安排；好劳逸，使广大职工群众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新创造，促进生产不断跃进。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
一九六○年三月十一日

旅游美人

这个宪法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不适合家庭机器式作坊，适合工人与管理者平分股权，不适合老板长，老板短的现代企业

南天一柱

我優點看云了，不的曆史工地太差了！！！！！！！！！！！

旅游美人

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发布时间： 2003-2-16 作者：崔之元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三十六年过去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ｍ），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ｔｅａｍｗｏｒｋ）。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①。瑞典的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将“装配线”（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ｌｉｎｅ）改造为“装配岛”（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ｉｓｌａｎｄ），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８至１０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②。美国也不甘落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因根据１９３５年通过的劳工法（ＷａｇｎｅｒＡｃｔ），“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团队合作”的效率潜力③。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ｏｍａｓ）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品质”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④，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⑤，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汪丁丁明确指出，“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来说：“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福特主义；而只有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才“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则是亚当·斯密首先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们认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⑥。”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⑦。”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品质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品质）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品质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品质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品质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⑧。”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品质”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品质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品质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品质；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品质，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品质问题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无库存生产”和“全面品质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周小庄的实地调查，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３０分钟内，生产物资必须送到现场。宝钢还建立了“大工种”和“区域工”。所谓“大工种”，就是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同时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一般的焊接活。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通过考试而成为“潜在作业长”。宝钢的这些“社会分工”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⑩”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无库存生产”、“全面品质管理”、“工人自主参与”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里的“福特主义”，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虽然斯密在１８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１７７６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１９世纪后期（１８７０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１１），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但是，１８７０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现提供了两大条件：⒈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⒉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ｔａｓｔｅ）较少注重产质量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ｓ）系统相结合，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ｍａ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国家（１２），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１９１３年建立的“Ｔ模型”——“福特生产方式”。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３０多种语言，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
“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确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一种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ＧＭ），就是通过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Ｔ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特１９３１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从失败而告终（１３）。这是“福特生产方式”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福特生产方式”这种对需求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二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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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１４）。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制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ｓｃｏｐｅ）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
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Ｋ．Ａｒｒｏｗ）等人已证明，“规模经济”是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不相容的（１５）。“福特生产方式”既然以“规模经济”为核心，则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稳定需求”。１８９０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ｍｅｒｇｅｒ），就是企业通过“前后向关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来稳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也是“稳定需求”的重要措施（１６）。当然，最彻底的“稳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计划”了。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总是稳定的，因为产品“销路”已被计划所指定。由此观之，列宁最喜欢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别有深意的（１７）。
于是，我们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彻底的逻辑展开，必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奥妙。他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他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我们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认为，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市场需求不稳定，“在高尔夫球场”指挥“无人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又有什么意义？“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ＤａｖｉｄＮｏｂｌｅ）的研究，数控机床（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ｍａｃｈｉｎａｒｙｔｏｏｌｓ）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ｒｅｃｏｒｄａｎｄｐｌａｙｂａｃｋ”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１９４６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的工程师霍姆斯（ＬａｖｅｌｌＨｏｌｍｅｓ）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１８），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７０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ＰｅｔｅｒＤｒｕｃｋｅｒ）直接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挑战。他指出，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逻辑谬误”。他以外科医生为例：手术自然是分步骤进行（“技术分工”），但每个步骤却不见得由不同的人去执行。事实上，熟练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进行多种步骤的手术（１９）。“后福特主义”的“全面品质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薪水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品质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１９８３年以来，美国已经有２７个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 ”中的主要成员（２０）。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赛顿（ｓａｔｕｒｎ）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ｔｅａｍ）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２１）。
将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义”与“鞍钢宪法”联系起来，如前述麻省理工学院托马斯教授所论说，很容易引起我国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这恐怕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事与愿违的后果，已使我们不敢设想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创新了。但平心细想，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的确有不少“后福特主义”的萌芽。例如，我们已在前面论述，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实现，而我国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２２）。我国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来保证销路，就面临着不稳定的市场需求，因此，“船中掉头快”成了乡镇企业的重要组织原则。这的确与“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有相通之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设置于清华大学的“灵活制造系统”（ＦＭＳ）国家实验室，已开始与乡镇企业合作，这将为我国乡镇企业的灵活生产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础。再考虑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宝山钢铁公司实现，我们可以说，“后福特主义”确已成为今日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技术分工”与工人技能生产组织生产生产关系
“社会分工”要求原则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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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主义一一对应不熟练被动服从命令大批量经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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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特主义不一一对应熟练无库存生产可大可小经济民主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品质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曾考察一家乡镇企业，该企业原来产质量量相当好，但近年来，由于穷困地区来打工的“外工”大增，他们放松了在品质、技术上下功夫，而只靠廉价劳动力来竞争，结果被另一家设在城里、薪水水平更高的合资企业在品质竞争中击败。把这个例子放大到全国，我们不难看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究竟何者更能促进中国工业的长远的动态效率。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的毛泽东的批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在远东”？这可能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的。但我们已经论述，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工厂管理上的“一长制”，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罢了。因此，毛泽东对于“在远东”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义挑战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福特主义之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领域的民主”，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基本上已经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将会增加（２３）。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还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参与了城市（雅典）的护卫和管理（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则天下就大乱了（２４）。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和他的反民主理论的内在关系（２５）。从柏拉图到福特，其中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马克思、列宁、韦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的倾向。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与斯密并无不同。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甚至写到“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列宁欣赏福特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切，说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的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源，我们必须回到希腊思想家对“家庭”（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ｏｉｋｏｓ）和“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ｓ）所做的截然区分。由于西方把技术、经济当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传统，“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经济民主”思想很难被接受（２６），因“经济民主”一词本身意味着“政治”进入经济领域。如果不是７０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西方开始向“后福特主义”走，他们还将长久地滞留在“福特主义”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象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２１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

[ 本帖最后由 雪野情匆 于 2008-5-2 16:2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