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易中天致敬

一路混

向易中天致敬（上）：电视时代的知识分子

我的母校厦门大学偏居东南之隅，且一向以“南方之强”为满足，没什么大野心，地理上的局限使大家和外界交流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在里面做事想要出大名比较难，而且大家也不是太喜欢出名，一副小富即安的样子。当年刚入学时不明白这点，看到系里老师中几乎没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名人，很是郁闷。我和现在福州做官的傅星平同学在这方面虚荣心很重，常常到处搜罗各种信息来证明“我们厦大还是很qian（强的闽南式发音）的”。在没有GOOGLE的时代，这项工作做做起来很费劲。搜来搜去，发现文科里面的国家级或国际级牛人基本在经济学那一块，文史哲方面除了历史系专治明清史的傅衣凌和专治隋唐史的韩国磐名声在外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学界大牌。
那是1980年代初的事，大家没有现在那么强烈的出名欲望，特别是在厦大中文系，在当地文学界的座谈会上混个脸熟也就OK了。不过，如果真要是想混个“地球人都知道”，就一定得借外力。第一次打破这种状态的是林兴宅，那时他年纪轻轻才40出头，就靠着自己的学术创意和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所长的同学刘再复的外围策应，凭借“文学批评新方法论”而在全国范围内爆得大名。一时间，所谓“新方法论”也随之在学界搞得风生水起，一派显学风范（从当代学术史的角度看，林兴宅在促成中国的学术研究朝着潮流化甚至时尚化方面发展，是有历史地位的）。虽然校内很多人对此颇为不屑，但他身为讲师，已经凭借其名声而到处飞来飞去地开会、讲学（那时正教授才能坐飞机，而且林的机票都不用学校埋单），的确很是牛逼。我那时整天跟着林老师混，也觉得很风光。
想起这件往事是因为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另一位教授易中天，他现在的状态可谓人如其名，如日中天。他在N次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有一次就提到了林兴宅：“我到厦门来，林兴宅老师跟我说了一段话，他在80年代是风靡一时的人物，他当时就跟我说，你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结果。要么对现实有作用，要么对将来有作用。两个都没有，做它干什么？”我记得这个类似的意思，林老师当年也用来教导过我，他还说过很多很牛逼的话，我现在也还在向我的学生贩卖，效果很不错。
但林兴宅和易中天相比，无论是公众名声还是社会地位或者还有实际的经济利益，都要差几个档次。这其中的缘故，除了社会大环境变了以外，传媒尤其是电视在其中所起到的强大的推进作用，是最重要的外因。而就内因而言，在整个知识界开始分崩离析、知识分子纷纷向知道分子转型的大背景下，似乎具有先天反精英情结和市场掌控能力的易中天本身意识和做法的彻底性，更是使他的江湖名声和明星气质彻底最大化的关键所在。
虽然，易中天今天的很多做法，当年林兴宅也玩过，但他们之间有两个最大的差别，第一就是，林兴宅再厉害，基本上在学术专业范围内使劲，名声再大，也限于学术界（但他比以往学者牛逼的地方却是，就是无论你做文艺理论还是做古典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研究，都多少知道林兴宅的大名，但他既不专攻古典也不专治现代，而比如像王瑶这种传统学术大师，之所以在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无人不知，却是因为他在这两块都有一流的研究成果）。第二，大家虽然都是教授，而且都不同程度地明星化了，但在学术趣味和方法上，林兴宅还是有比较重的学究气的——这其实是两个时代趣味和方法上的差异，比如林兴宅的文笔是很不错的，但他写不了易中天最常写的也是现在很流行的学术思想随笔类文章，当年系里一位对林老师有多方面影响的前辈学者郑朝宗是写这种文章的高手（他因为和钱钟书私交很好而率先在中国创立“钱学”），林兴宅对此虽很佩服却很多次跟我说，他写不了那样的文章，真要写的话，也要等到老了以后。虽然他很喜欢在学术文章里画些稀奇古怪几乎没人能看懂的图表，但他还是更喜欢写论文或学术论著。我大学时的毕业论文就是林老师指导的，题目由他出，我记得就叫《一场争论和一种方法》，讨论的是1960年代的一场围绕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争论。这个题目我写得很随意，结果被林老师打回修改了好几次才过关，老师说，论文就是要写得像论文。
我1980年代初在厦大读书的时候，林兴宅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因为有追星心态，所以也老往他家跑，除了课堂上所受的教益，他的很多好观点都是在他家的客厅得到的。因为熟悉了，我就发现林老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学术明星一样的名声，但他的社会交际能力比较差，不太会应酬。这一点，和我了解的易中天老师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易中天老师不仅人长得要比林老师帅，而且任何时候都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林老师当年不论什么场合，总是穿拉链夹克（偶尔着西装，却皱巴巴的不贴身），拉链还总是拉到顶，如果不是略略有点谢顶，看上去也就像个刚从县城里来的中学教师，而易中天老师本身就是就是中学教师出身，但现在人们看到的他，衣着相当得体而有风度。是不是名牌我没问过他，但衣着讲究是肯定的。很多报道都说易中天能侃爱说，但其实这个口才也不能泛泛而论，我觉得易中天口语交际之强，在于他能从容得体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听他在讲台上讲课是一种满足，而在饭桌上听他聊天更是如坐春风。毕竟是名人，也是我的前辈，我和他接触时一开口说话，总不免会有种正儿八经的感觉，但他却总能轻松化解，半开玩笑半认真之间，就把事给说明白了。他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跟你聊，但最妙的是，他都能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来聊。这种素质在他《说三国》时有充分表现也就一点不足为奇了。
现在，知识界不少人开始走出书斋，现身媒体，但很多人是绝对不能出镜的。有没有思想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体形象适不适合拿来在电视里面向公众呈现。如果说林兴宅火在今天，他跟易中天也始终没法比。最关键的差别，我觉得是林兴宅一上电视，就绝对会输掉——幽默感不是很足是一个原因，更要命的是他着装显然比较老土，而且整体形象没有易那么有风度。就像尼克松和肯尼迪在电视上比口才一样，其实，尼克松根本上不完全是输在口才上，而是输在形象上。由此我觉得，不讲究着装、不善口语的知道分子，只能上报纸——报纸只有出观点，不必出形象，善口语而不善着装缺乏风度的，只能上杂志或进电台——出个标准照或声音要求也不高，但着装得体有风度、口才一流而且气质不凡、形象上佳的，最好的舞台，就是电视了。
不错，为什么“百家讲坛”这档节目或其他台的相关节目，都有很多学者在电视上露面，有的名气甚至更大，但都不如易中天火呢，除去一些个人品牌营销上的策略性失误外，我认为那些人都不及易中天那么靠谱，其原因是因为有的形象存在先天和后天的诸多不足，比如阎崇年，比如刘心武——易比他们都要帅，而且是帅得得体帅得有风度；而有的则始终有架子，端得厉害，居高临下，和受众有距离，比如余秋雨——易比他要没架子有幽默感有亲和力而且不矫情。易中天在上央视之前已经颇有名气了，不过都是圈内的人知道，但千万不要因此而觉得是央视成就了他，不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成就了央视——不是拉动了“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也不是为央视贡献了2%的版税，最重要的是，他树立了当代知道分子的电视形象的“央视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形象，是有传播学的标杆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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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恋

文章确实写得很不错，向易中天学习！

一路混

说完易中天转型的话题，我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再延伸一下，说说中国学人的所谓“学术趣味”问题。
中国这帮号称所谓做学问的人，这么多年来，别的本事没学会，却学会了所谓的“寄生生存术”（我的词儿）。但凡有少数同类从这个群体中脱离开来，如果活得比他们惨，则他们便装着没看见，而如果活得比他们滋润了，则心里就会酸溜溜地不平衡，笨点的人，会在背后生气骂人——以前80年代林兴宅出名的时候，我就在他同事家的客厅里甚至课堂上听到各种满脸不屑的非议和贬斥之词，今天易老师爆得大名后，想必在我所不知道的私人或公开场合，这种不屑肯定会很多。但这种做法多半有点笨，因为损了人却没有利己。而聪明一点的做法确是，以其学者的功力和一贯的顽强精神，以学术卫道者的姿态，公开站出来专门来给出名的人（在他们眼里，那都是一些在道德上有缺陷在学问上有短处的学术叛徒）挑刺，并借此获取一种寄生性的名声以及相应的实际利益。这两种人，古代有，今天更多。
在人们的臆想中，一个做学问的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通常是一些和现实生活保持距离的世外高人，虽然不至于不食人间烟火，但面对现实社会的纷扰至少应该保持一种矜持甚至骄傲。就算是关注现实，也应该是一副道义在握、居高临下的感觉，如果一旦和现实走得太近，跟世俗的东西过分沾边，就必然会遭到质疑，具体的说，就是如果因为过于入世而得到超乎一般人（其实都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同行们）承受力的名声或金钱的话，一定会惹来很多非议，甚至从怀疑其人格到怀疑其学问——对于一个具有学术身份而又借助于世俗途径来获利的教授而言，其学问遭到质疑，恐怕是最致命的打击。之前我们在余秋雨老师身上看到了这种做法的能量，它几乎毁了余老师，而今天，同样的做法几乎原样一点不差地复制到了易中天的身上。虽然势头没有那么猛，但其逻辑完全如出一辙。
以我本人的学问而言，要来捍卫易中天在“三国”研究问题上的学术水准是不够格的——就像那些批评易中天“说三国”的学者一样没有资格。我之所以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说，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
第一，我从来不觉得有一种所谓真正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学问”的东西，更不存在一种用来衡量某个东西是学问而另外一个东西不是学问的“学术标准”。历史的经验表明，有很多在某个时候被称为缺乏学术性的东西，后来很多不是也扶正成了学术的典范了吗？比如《论语》这样的东西，一开始不过就是一些学生记的上课笔记，而已，里里外外完全没一条是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的（当年好象也没有哪个傻B学者跳出来说要搞什么“学术规范”啊！），可古往今来，这本上课笔记养活了多少学问家啊？按照我的想法，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以专业的论文体出现的讨论三国问题的文章是学问，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由易教授说出来的三国史为什么就不是学问呢？其实，所谓“学术标准”或“学术规范”，不过是那些靠“做学问”吃饭（换薪水、拿稿费、哄经费之类）的人维持其自家营生的装B伎俩，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达到提高门槛，防止更多的人进来和他们抢食的目的。
易中天原本是一个文艺理论专家（他靠这个起家），一个审美文化人类学的僭越者（说得好听叫探索者——谁信啊？！），一个城市文化研究领域的山头派（因为是立山头的人，这个领域里什么东西是学问什么不是学问，目前还是易教授说了算吧），现在，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历史领域（具体说就是三国史）的抢食者，这种方方面面的好处都要占尽的架势自然会让很多各自领域和各个门牌的专家或看门人不爽，跳将出来以所谓非我即谁的专业优越感予以打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第二，我觉得，目前关于易中天论三国的讲座或书里有很多“明显失误”或“硬伤”的说法，纯粹都是扯淡。有没有“硬伤”，有吧，可是有又怎么样呢？指出来，下次有机会改了不就结了吗？犯得着借此大做文章以表示对易教授做人的不满或做学问的不屑吗？老实说，关于那些所谓的“学术上的错误”，我一直觉得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写本书，出几个错误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经常是连做人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不是这儿做错就是那儿搞砸，何况做学问这么高难度的事情呢？我们大多数人往往会对自己或他人在做人上的一些失误持宽容态度，视之为理所当然之事。可既然我们可以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说“学无纯学”呢？其实很多人心里绝对同意我的说法的，但那只限于对自己，而一旦要衡量或评论别人的时候，这条标准就不起作用了。靠，这都是什么嘴脸啊？！
就我本人而言，我1980年代就开始做学问，但我一直奉行一个原则，即只争论观点在逻辑上的错误而决不去找别人的所谓“硬伤”，因为道理能否成立，不取决于是否有硬伤，而取决于逻辑。逻辑错了，全盘皆错，至于几个小硬伤，根本无伤大局——更何况，对于一个多少做过一点研究工作或认真读过几本书的人来说，恐怕还不至于把司马迁说成是唐朝人这种会影响结论正确性的硬伤吧。我知道我这样说会激怒那些老派学者们或“学术卫道士”，从表面上看，他们要之所以总喜欢拿“硬伤”之类来说事，是以一大堆类似捍卫真理、匡正谬误、厘清错漏等为借口的，讲究的是“要对读者负责”这样的道德诉求，但说老实话，我实在不觉得众多“严肃学者”所强调的所谓需要“匡正”、“厘清”的学术“硬伤”有多么可怕，而且根本不存在什么“以讹传讹”的顾虑。就算“以讹传讹”、“谬种流传”，天也塌不下来，更何况读者被这种所谓“谬误”影响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就算真的有所影响，也根本不至于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知识价值观造成多么可怕的负面伤害。大家就那些“硬伤”争来争去，其实不过是几千年来“学界”自家的一种游戏方式罢了，关咱们这些圈外读者鸟事，看看热闹便是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余秋雨老师的态度比较靠谱。就在大家觉得找到了余老师的硬伤，为揪出了他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的“常识性的读音错误”而欣喜万分的时候，余教授非常通达地一笑了之——你爱怎么读就怎么读吧。相比较而言，我到觉得易中天对于那些关于他的批评建议，有的时候可能过于认真了一点。我看到易中天面对为数有限的关于其“说三国”的质疑而一本正经地对记者说了两个态度：一是方法问题不予讨论，二是学术问题愿意讨论——这有什么好讨论的？老易啊，那些傻B“学者”有什么好玩的，跟他们去玩那些早已过时的游戏，实在是一种对“易粉”的犯罪啊！
写到这里，其实我内心还真的产生了一点对于易教授思想先进性的质疑。从他还想摆出一副学者架势去和那些他的学术质疑者们讨论这一态度来看，从他刻意在图书版的《品三国》中注入了许多电视讲台上所没有的“学术性元素”这一做法来看，我就觉得他骨子里还是有很深的“学者情结”的。看来毕竟是大学教授，毕竟是博导嘛，不怪不怪！只是觉得，像易中天这样的知道分子，由于不同程度都有学院背景和学术身份，故要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具有全新意识的著述者，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于说到所谓“学术性”这样的问题，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根本不存在什么“学术”与“非学术”之别（即使有这种区别，也毫无意义），而所谓的“学术问题”，彻头彻尾是个伪问题。我们今天只有好看的文章和乏味的文章、有内容的文章和空洞的文章、畅销的和不畅销的等等区别，而所谓“学术”与“非学术”之类的分类，绝对是无聊而过时的——就像今天所谓“纯文学”和“畅销书”的区别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一样。

一路混

我一直很想知道的是，易中天教授火了以后，学校或系里的领导、同事会怎么看。前两个月我回厦门公干时，和同学喝酒的时候，我就这个问题求教于我的同学巫教授，因为他现在正跟易中天读博士，我以为可以从他这里得到些猛料，没想到几乎一无所获：火之前是那样，火了以后还是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易中天现象”虽然让我们这些厦大出身的人很有面子，但他本人的事迹以及名声看来实在和厦大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学校看来不会把这太当一回事，他本人也不会因此觉得自己在学校就成了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这不符合易的性格和作风。我记得有一阵他有个研究生在《新周刊》实习，后来实习结束就走了，过了很久的某一天我接到易教授的电话，说是要找他的学生说事。这把我逗乐了：“你要找自己的学生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很多高校里都有些和学校若即若离的游侠式的老师，学校里地位稳固，但关系不密切，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名声在外，完全可以不靠学校吃饭。易就是这样的人，他本来就没住在学校里，加上课又不多，平时在校园里基本看不到他的影子。很多时候他都在外面跑，一跑有时就是个把月，我想他的学生一个学期要见上他几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现在，可能就更难了。
我虽然在厦大前前后后呆了7年，但真正有幸认识易教授是在《新周刊》做事的时候。他1991年从武汉大学调来厦大后一年，我重新回母校读研究生，那时他在学校里就像个隐士一样，老听人说起，但只闻其名难见其人。因为自己一直迷文艺理论和美学什么的，所以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也为母校母系多了个名人学者而感到高兴。我这个人有个习惯，也可以说是毛病，就是有母校情结，虽然离开学校多年，但看到厦大老师写的书，只要是看得懂的，就会找来看看，有感兴趣的内容，就会买下。正是这个原因，1998年初看到易中天老师写的一本《读城记》的小书（后来大家看到的那本厚厚的《读城记》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就买下来认真拜读了。那时，我已经来了广州，而且在《新周刊》做事了。
那时候我开始对城市话题产生了兴趣，见了有关城市的书都会看，易的《读城记》是我喜欢的书，虽然简单，但给我不少启发。我当时一直想在杂志上做个城市的专题。提过不少选题都被老板给否了，我心有不甘地提了很多次，终于有一天老板同意做了，并且给了具体的方向——做城市点评，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城市魅力排行榜》。组稿的时候，我首先想到易中天，就打电话向他约稿请他来点评厦门。易很爽快答应了，并说，我们杂志选定的十几个城市，有一半他都可以点评。但最后他给《新周刊》贡献了厦门和成都这两座的评论。其中，我们商定的给厦门的评语——“最温馨的城市”，很得厦门各方面的认同，据说，易老师也因此成为厦门官方论坛和媒体的座上宾，至少在当地名气大增。后来他的《读城记》要修订扩版，需要搜集更多的资料，为此他专程来到广州找我。我利用《新周刊》的资源，为他提供了不少图片。易老师做事非常认真负责，对于借用的图片，通通按城市进行了分类，还一张张作了登记。后来书出版了，他在“后记”里提到这件事，我看到那些图片用得还算妥帖，为他的书增色不少，觉得很光荣。
因为这次合作比较愉快，所以以后有什么合适的话题，我都会把他当作重要的约稿对象，比如他写过《闲话中国人》，我在做《中国缺什么》专题时就约他写了一篇《中国有什么》。写这类文章对易老师而言，应该是驾轻就熟、小菜一碟，不过，一直以来，在《新周刊》和我的眼里，易主要还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读城者，等到2001年《新周刊》做了“向知道分子致敬”专题以后，易中天基本上被定位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城市知道分子”，杂志一旦有什么这方面的话题或者活动，都会请易中天出场发言或者同秀。比如，有两年《新周刊》发布“中国年度新锐榜”，就是请易作为“年度城市”这一奖项的颁奖嘉宾的。而就在这个一年一度的“中国年度新锐榜”中也正好有一个奖项叫“年度知道分子”，易本人也曾在2005年这届入选并获该奖项的提名奖。2004年，《新周刊》在推出“第四城”专题后的第四年，正好赶上杂志创刊8周年，我们在成都做了个“再说第四城”的论坛，也请了易中天做嘉宾。易对成都本来就很了解，那两年和成都方面的接触也很密切，请他去成都忽悠，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次，在《新周刊》搭建的舞台上，易中天纵横捭阖、说古道今、侃侃而谈，和王志纲、张颐武等拥有一流智慧和一流口才的中国一流知道分子一起，把一个通常会单调平淡的论坛，秀得有声有色。
一年后，《新周刊》在重庆搞事，把上次在成都的做法基本上重新拿来复制了一遍，其中也有个脱口秀式的论坛环节，我有意请易中天加盟助阵，在成渝城市文化之争的话题下好好忽悠一把，可惜他没有来成。那一阵其实他正好在成都，好象在做成都市的当局合作，做一些应该是属于“城市营销”或者“城市文化设计”一类的事情，虽说他给了我一个不能来参加本刊活动的非常得体的理由（具体是什么我忘记了），但我现在还一直坚持认为，他不来重庆应酬，是因为他不能白天在成都做事得了成都的好处而夜里转身又到重庆来卖乖来捞好处，好象这样不是很地道的事情，易是不屑做的。
当然，和《新周刊》有交往或者说合作的各路知道分子中，易中天并不是最密切也不是最显赫的，但我在这里单说易与《新周刊》的关系而不说别人，除了易现在后来居上这个原因之外，还因为我和他之间的厦大这层渊源，使得一直以来我都是代表《新周刊》和他保持着别人没法插手的单线联系。我在这里重提易中天以及其他一些当下著名知道分子和《新周刊》交往的故事，是想勾勒出这样一个脉络：“城市文化专家”这一身份是易中天实现其从书斋学者转变成一个社会建议领袖的最早也是最大卖点或符号性的标志，易中天现在因为“品三国”而大热，我知道，其中最关键的契机，不是所谓“研究重心”或“兴趣领域”的转变，而是他以城市文化专家的江湖地位，成为中央电视台著名秀场“中国十大魅力城市评选活动”的评委后，从多年来与平面纸媒（报纸、杂志等）转而进入电视这一强势媒体之后，易中天的固有江湖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猜想他以前肯定经常上厦门或福建的电视节目，但限于地域局限，其影响力也就有限。而在央视这个新的强势平台上，易中天才算是高举高打地完成了自己的形象升值。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书斋走向媒体，是传统知识分子向知道分子转变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易中天做得不算最成功但相当扎实，而从平面纸媒向电视进军——也就是从观点售卖向形象营销转化，是知道分子群体完成其身份定位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易中天脱颖而出，成为电视时代知道分子成功转型的典范。
回顾一下我上面所说的意思，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像易中天这样一个校园书斋里做学问的人，能有这样意识，能够把眼光从对书本上的“死知识”的研究，转到对现实中“活生活”的关注上来，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易中天接受采访时所作的陈述显示，这个转换当初带有一点偶然性和迫不得已的味道，但我老想，要是武汉大学当初给了他一个教授的职称，他很可能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和邓晓芒一样的很活跃的学院思想家。易中天发迹于城市显学勃兴这一社会文化的大背景，而他能够把城市这个活体，读明白，读出趣味、读出感觉、读出门道最后读出生意来，的确是非一般学者所能做到的。而很多人更难做到的则是，他以在城市显学及泛文化评论（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中获取的社会与媒体资源来武装自己，以平面纸媒做铺垫，以城市作为拳头产品，进入了电视。进入电视后，他没有使自己沦为杨东平那样的电视的幕后高参（《实话实说》总策划）——很多知道分子都止步于总策划这个幕后角色，结果只能给央视打工拿些小钱，而是以绝对主角姿态迅速转入前台，把电视变成了自己的讲台，在进入电视后迅速找到新的增长点，并且发扬光大了一种非常电视化的自我营销的方法（我觉得这种方法远非大家所说的“电视说书”那么简单和低层次），这一点，我觉得恰恰是易中天作为一个聪明人值得很多同道好好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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