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需要酒和毒品--你能拒绝吗？

佳木

瘾品，将愁容扭曲成笑脸

今天我想写一写“瘾品”对人的危害，可举笔时却半天找不到感觉，因为我不吸烟不喝酒，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成瘾的嗜好，所以找不到上瘾的体会。但是我想起了在我的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中塑造的一对酒鬼兄弟，其中弟弟喝酒差点喝死的情节，就是来自我童年时一位邻居的真实故事。这位邻居最终还是饮酒过量，患“肝腹水”死了，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三个孩子因为家中失去了经济支柱，后来人生的路都走得很曲折，进而又影响了他们的孩子成长成才。可见一个酒鬼父亲影响了三代人的生活。其实，环顾四周烟酒上瘾的人比比皆是。很多人因上瘾不能自控，严重地影响了健康不说，还让整个家庭为其担惊受怕操心不已。我就曾在大街上看到一位衣着时尚的女孩，泪流满面地在电话中苦劝远在家乡的父亲戒酒。我也曾见到用铁链把自己吸“白粉”的独养儿子锁在家中，儿子在屋里狂叫怒骂，父亲在屋外痛苦失声。后来这位在商场上事业有成的父亲停了自己的生意，长期陪着儿子一次一次地进出戒毒所，最终儿子还是吸毒过量死了，妻子因悲伤过度精神失常，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眼睁睁地看着家破人亡。

酒和“白粉”，都是瘾品。

瘾品，这个近代才产生的词语包含了表面及深层的双重意义。表面上，它涵盖了所有合法与非法、温和与强效、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与提神物质。在深层，它则暗示着今天精神刺激物质的泛滥——含酒精与咖啡因的饮料、大麻、古柯叶、可卡因、鸦片、吗啡、烟草，以及海洛因、脱氧安非他命等等许多半合成与合成物质，种类异常纷繁，以至人们不得不用“瘾品”这个词对其加以简要地概括。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特更是将这种现象称为“精神刺激的革命”，他认为，“如今，世界各地的人已经逐渐取得更多、也更能有效改变清醒意识状态的方法，这项世界上的重大发展，乃是奠基于近代早期（即1500年至1789年间）的越洋贸易与帝国扩张。”（《上瘾五百年——瘾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2页，戴维·考特莱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无论是“革命”，还是贸易，它们的根源都是人类如饥似渴的、大规模的、普遍性的需求。或许，越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越需要麻醉。

人类为什么如此需要瘾品？戴维·考特莱特所认同的观点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游戏中会故意自己转圈到发晕的程度，修行的人会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乃是人类故有的欲望。”

这大约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解释。除了“人类的固有欲望”之外，显然还有更现实的原因，那就是对自我的不满甚至否定，对令人郁闷的生存状态的反叛，对不快乐的忘却，以及对快乐的迷幻式追求。因此，在历史上，几乎每种瘾品都有一个引人神往的名字：酒叫琼浆玉液，鸦片叫福寿膏，香烟叫忘忧草……

有史以来，人类便与瘾品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瘾品的发展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在中国，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即有了酒具和造酒用的瓮、滤缸，这说明六千年前就有了酒的制造业。晋人江统在《酒诰》中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上皇，也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仪狄，大禹的臣子；杜康，相传也是夏朝人（另一种说法是周朝人）。而在西方，公元前15世纪商业葡萄酒产量已具有相当规模，进入纪元以后，酿酒业更趋盛行，所以《圣经》中提到葡萄酒的次数不下165次。

从本质上说，瘾品的历史就是人类为摆脱烦恼，以精神刺激制造快乐幻觉的历史。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可我们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更彻底的快乐，只是得到了更丰富的瘾品。尽管我们早就知道，任何瘾品都是有害的，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它却仍然引人沉迷，而且花样不断翻新，功效不断增强，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人类生存的悲剧性困境。

瘾品，如同一面魔幻的镜子，以扭曲方式将人类的愁容映现成快乐的笑脸。而归根结底，它所制造的不过是非常态下的感官幻觉。

尽管全世界都与瘾品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但在中国的历史上，瘾品却始终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首先，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瘾品消耗大国，就如著名学者李零所说的，“放之则不可收，禁之又不能绝”。其次，正因为它“放之则不可收”，瘾品问题也就被历代统治者当成了关系到国家兴废、民族存亡的政治问题。环顾世界，大概没有任何民族会像我们这样，将自己的国运与瘾品联系得如此紧密。

在古代，酒是最普及的瘾品，因此《尚书》里即专有一篇劝人少喝酒的《酒诰》。周武王以为，殷商就是因为臣民们酗酒成风才导致亡国的。引用他自己的一段原话就是：“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那些大小国家所以灭亡，没有不是因为酗酒带来的灾祸。（《张居正讲评尚书》27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接着他又引用文王的教诲说，“无彝酒”——不要常饮酒。（引文同上）

中国人历来讲究言传身教，为了让人少喝酒，为了避免因酒亡国，除了上面的训诫之外，少不了还要找一些正面典型。于是后来就有了孟子说的：“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树立禹这个古代的圣君明主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大禹不仅“恶旨酒”（美酒），甚至连同善于做酒的仪狄都疏远了。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美，遂疏仪狄。”（《说文解字》311页，许慎撰，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

与上述这些训诫以及正面楷模相矛盾的是，古代还有另一种传说——“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文王和孔子都是豪饮之士。而事实上，中国的好酒之风也从未间断过，历朝历代的酒圣、酒仙、酒徒、酒鬼更是层出不穷。

到了近代，鸦片取代酒成为危害性更大的瘾品。清道光年间，英帝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向我国境内大量走私鸦片。戴维·考特莱特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的：“起初吸纯鸦片只是富有人家的消遣，至1830年代已经传遍宫中的太监、文武百官、商人阶层。”这种自上而下迅速蔓延的嗜毒之风，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六百万两，国内发生严重银荒，出现通货膨胀，也令清廷财政枯竭，国库空虚。此外，鸦片贸易更严重败坏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因此，才有了当时的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他警告，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兵”、“银”是历代统治者赖以存在的两大命脉。中国又一次将瘾品问题提升到了关系政权存亡的高度。于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这场战争以“天朝上国”的骄傲始，以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终。它不仅没有使腐朽的清政权得到丝毫巩固，却以一种令人屈辱的方式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史。

鸦片，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

瘾品都是有害的，毒品尤甚，这是全世界的共识。问题是，由古至今，中国的官家话语体系所关心的始终是它对统治政权的危害，而不是对国民，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肉体与精神的伤害。被这种官家话语体系忽视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始终是个瘾品消耗大国？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容易受到瘾品的诱惑，不管统治者是言辞训诫，还是树立远离瘾品的正面榜样都毫无效果？为什么外国（产自印度，由英国人控制）的鸦片只要一运到中国就能掀起全民性的吸毒狂潮，而且禁之不绝？

首先，中国历来是个由“自然”思想主导的世俗社会，既没有超越性的崇高信仰，也没有来自宗教权威的强力约束，中国人可以完全放纵本能，毫无顾忌地沉溺于瘾品。

其次，一个更加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对瘾品的需求往往是与挫折、失败、郁闷、懦弱、无助等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对瘾品的普遍迷恋恰恰是他们生活得不如意、不快乐最直接而无奈的反映。他们经济贫困，精神压抑，心灵空虚，而又缺少通过理性抗争改变现状的能力和意志，因此就特别需要麻醉与逃避。

千百年来，在官家话语体系之外，瘾品构成了一个系统的亚文化链条，酒文化、丹药文化、茶文化（含有咖啡因的软性瘾品）、鸦片文化、烟文化相继兴起，连绵不绝，它们以沉醉、迷幻，甚至是自残的方式为中国人制造逃避现实的快乐幻觉。

千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历来缺少人文关怀、心灵关怀，人们只有靠瘾品产生的麻醉效果弥补这个空白。

蓝色乐章

要適量，物極必反，遺憾終生

佳木

原来烟酒和毒品，提高你生活档次，可以采取另外消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