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精彩内容摘录

老正

摘录部分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的精彩内容和大家分享。


柳传志：
中国企业家中重量级的人物柳传志先生，在去年的领袖年会上发言提醒政府关于劳动合同法可能的问题。今年他继续帮政府做参谋，他呼吁政府要把中国的消费市场拉动起来。中国买外国的国债都几万亿美元，与其买人家的债，不如把这个钱支持中国老百姓的消费，使中国形成一个消费大国，这样中小企业都可以带起来。柳总还认为投资拉动一定要投下去以后能够有持续回报的才比较合适，如果投下去以后，得不到持续回报，钱下去就完了。比如说当年珠海修了那么大的机场，花了那么多的钱，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当时可能解决了珠海的GDP升高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珠海是负着债的，不知道珠海将来怎么把这个钱还给银行。他最后再次强调4万亿的投入，希望执行部门三思再三思。再急也不差5天、10天的事，5天、10天就可以思考很多的问题了。现在好像各个地方抢着要钱，然后会迅速地花钱，总之这个钱都是税人的钱，他希望政府花得更慎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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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欢：
联想弘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赵令欢果然是柳传志的高徒，都是一脉相承的有大格局，都是站在整个国家高度谈问题。他也是对四万亿的去处非常关心。他也认为这个钱要花在强身健体上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除了好的方面之外需要改进的是失衡的问题，不平衡是有很多机理造成的，他举例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四万亿花出去可能会解决了暂时的问题，社会暂时安定下来，但是机器里面的病根没除掉，国有企业管理效率仍然低下，机制仍然不健全，比如去年有多少国有企业参与炒股？ 他认为现在最需要调整的失衡是从投资型增长渐渐往消费型增长转变。现在国家想投入四万亿来拉动内需，这很好，但是通过让银行跟底下的行长说你们放心大胆的放贷，责任不要你们付，这不可以。他觉得在税收上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在税务上减轻。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让中国的老百姓解除后顾之忧，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就是老了之后能不能很有尊严过养老的生活，病了以后能不能接受治疗。既然国家富了，应该考虑，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引导我们中国出口型增长的模式渐渐向内部消费型最根本的方针大略。赵最后在政治上表态，认为仍然对中国政府很有信心，政府一定会出台这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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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玮：
合益集团大中国区总裁陈玮分享了对中国企业领导力的现状担忧。他认为在未来竞争会越来越残酷，靠过去这种一头狮子带着一群羊的领导团队，那种同舟不共济，同床异梦式的领导团队，无法可持续的赢。


李小加：
摩根大通中国区的主席李小加最担心在当下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决策失误，搞成别人生病自己吃药，而且吃的还是错药。 他很反对把这次金融危机阴谋化，因为这次金融危机中和很多次的华尔街的丑闻对比来看，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几乎没有赢家，只是谁输得更多、谁输得更少而已。 李小加认为今天所有的金融发展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公平，一个是稳定。美国金融的效率和公平已经很不错，美国现在的问题是稳定的问题。中国金融危机幸免遇难是因为还没有完全开放。在这个时候，中国是不是应该庆祝没有开放呢？中国的稳定从来不是问题，现在的问题还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他意见面对金融危机，第一不要过早地下结论，第二认真地观察把它真正的根源找清楚，第三自己吸取教训的时候对症下药，一定要和中国的情况一致。 他举例说：美国开着的是法拉力，速度很快，但是很容易翻车。中国开着的是拖拉机，很稳。当看到法拉利翻车的时候，不应该因此否定换车的决策，不能因此说：还是我们拖拉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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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仲：
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范文仲站在国家角度也谈了四万亿的决策理由。他首先表示中国金融基本面还是相对不错的，但是也受到了一些冲击， GDP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向。 对于这种情况，党中央做了决策很果断，投入四万亿，目的是保持中国GDP增长相对在一个比较高的速度，能够维持在8%、9%，至少是8%以上。他认为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信心非常重要，信心比货币和黄金都重要。 如果中国在四季度和明年，可以把GDP稳定在8%或者是9%以上，那么对于度过这次危机，将会充满信心。如果今年四季度我们的GDP有大幅度的下滑，明年我们大幅度下滑，那么我们会像西方一样陷入丧失信心的阶段。 如果公众对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丧失信心了，国家注资再多都没有意义。他举例美国的7000亿一出台刚开始还有点效果，众议院给打回去了，参议院做工作同意了，返回众议院修改再通过，对于市场的信心就大打折扣了。他判断，明年一季度各项措施可以落实到位，二季度可以出现一些效果，明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效果可以稳住甚至是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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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
阿里巴巴的马云在去年的企业领袖年会发出警告，说冬天可能到来，当时股市红火，他的言论显得很另类。但是不幸被他言重，所以今年他的发言大家都格外重视。出乎意料，马云的发言充满激情。他认为今年7、8月份可以称为是灾难和危机，今天已经是发生了质的变化，今天不能称为灾难，今天应该是重建体系的开始。他觉得所有的人都说危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机会。他认为这次所谓的危机是人类社会进入商业社会全球化的阵痛，人类社会要进入商业社会走全球化，必须面临这样的挑战。他认为这是原来劳动密集型向知识经济过渡的机会。他坚信，在顺境的时代会诞生伟大的企业，但是顺境的时代也有垃圾企业，在逆势的时代也有伟大的企业。马云表达了当下最想呼吁的就是企业家的精神。这个世界缺失的不是钱，商业社会缺失的是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梦想、企业家的价值观，是价值观的缺失，是梦想的缺失。然后他谈到为什么去年判断冬天快到了，他并不是从经济数据上判断经济出问题，而是在前几年听到最多的是在台上讲的人都是银行家，都是讲PE、IPO，都是讲市盈率多少倍，所有人不讲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很少人讲理想、梦想、关心自己的员工，这个灾难一定会到来的。他在这个时候动情的回顾了自己在前几年网络泡沫的时候，当时他的口号是“成为最后一个倒下的人”。即使跪着，也得最后倒下。而且，他那时候坚信一点，自己困难有人比自己更困难，自己难过对手比自己更难过，谁能熬得住谁就赢。放弃是最大的失败。最后，马云振臂一呼：连“朱坚强”都能活，你为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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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经济学家周其仁主要阐述了如何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问题。他认为当结果不确定的时候，就要把规则搞得非常确定，当结果不确定、规则也不确定的时候，什么都在摇晃，没有人集中精力去捕捉未来。他认为可靠的制度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对付不确定性。一个工人做了一件产品，可以计件，一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可以根据时间来确定劳动的报酬。但是，一个企业怎么知道它放进去的资源一定会有多少回报呢？市场经济的制度经过长久的磨炼，就找到了一套制度，能得到回报事先讲不清楚，但是这个权力要保障，这就是所得减去各种确定性的支付，那个剩余要跟投入者、努力者挂到一起。没有这么一套制度，就没有办法动员大家把剩余的资源放到市场里来，跟未来做搏斗。这一点是决定未来能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第二个确定性的规则就是要让相对浮动和灵活的价格体系来指导社会配置资源，不能靠行政命令，不能靠针对某些直接的需要来配置资源。第三就是税收。任何经济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家，而强大的国家就要靠有效的税收来维持。但是，税收和市场上其他的收费方式不同，它带有强制性，税收工具的运用要非常的谨慎。作为政府强制性的在市场当中的征收税，本身要有程序的严肃性，不能变成一个非常灵活的开关。一会去拨一下，一会儿拨一下。这样，会使各方处理对未来的时候，人为的增加不确定性。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投资发展到什么时候，这个税会变了。没有这个确定的、稳定的税收环境，我们很多对不确定的市场做搏斗的意愿会下降。最后，这是整个社会的损失，也包括了政府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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