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革命与社会变革(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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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IT革命趋缓


那么现在的经济危机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 我的看法是长远的，美国经济会出现70,80年代的滞胀局面。所谓的经济增长，从长的时间跨度看，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推动的。所谓的制度变革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制度与7,80年代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从90年代初起却持续的经济扩张。而这次经济扩张，实际正好与90年代初兴起的IT革命相吻合。实际是IT技术革命是本次经济扩张的内在动力。


但是，现在IT革命快20年了，从技术角度看，IT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发展界限。论述这个界限需要一些专业知识。这里只是举身近的例子。几年前，购买一台顶级的个人电脑，不到半年就会过时，Intel公司很快会推出更新更高主频的CPU。即便是对电脑一窍不通的普通人，也知道用主频衡量电脑的性能。于是奸商投其所好，有意把电脑的CPU主频配得很高，而其它部分却配得很差，降低成本，蒙骗消费者，获取利润。但现在，这种CPU主频你追我赶的局面看不到了，开始炒做"双核"甚至多核的概念了。这实际体现了CPU技术已经到达了一个界限。


CPU向更高技术迈进遇到了界限，那么现在多核CPU设计，则是利用半导体精细加工技术暂时没有到达极限提高性能。利用半导体精细加工技术，在一个芯片上集成更多的CPU。加工越精细，可以在同样的芯片上集成更多的晶体管，越精细的晶体管功耗越低，速度也越快，于是性能也越高。但是，半导体精细加工技术也趋近了极限，随着加工线宽的缩小，漏电急剧增加，90nm反而比130nm功耗更大，需要高绝缘的High-K材料。对于普通普通消费者，一样搞不清High-K是什么涵义，但它会跟CPU的主频一样流行开来，以后的常用语可能是你的电脑"high"了没有。即便如此，根据Intel公司的预测，到2018年每18个月半导体集成度翻一番的摩尔定理会到其物理的极限。


IT技术本身的升级在减弱。更重要的是需求在减弱。以前一台新电脑半年过时，使用寿命不超过3年。不是因为电脑损坏，而是microsoft公司推出新的windows和新的软件，把电脑拖得不堪重负，如蜗牛爬行，或者干脆就不满足软件运行的最底配置要求。microsoft与Intel狼狈为奸，交替升级，谋杀用户钱包，逼迫用户疲于奔命升级升级再升级。不升级还不行，新软件的功能令人神往。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的电脑已经用了6年，装的是当年最新的WindowsXP。现在还没有什么软件不能用，可以写字，上网，发邮件，打网络电话，看网络电视，我所要的功能它都有了。估计还会继续用下去直到它坏为止。即使是买新机器，很多还是安装XP，而不是新的VISTA。VISTA带来的新功能，并没有什么革命性变化，也不再令人神往，用旧的足够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microsoft的股价下跌，Bill Gates从世界首富的位置上掉下来了。


美国引领IT革命，从90年代初开始持续繁荣。日本则是由于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但由于IT革命的带动，使日本传统的家电产业重新焕发了生机。新三种神器，数字平板电视，数字录像机，数字相机。数字技术使传统家电发生了质的飞跃。数字电视没有了雪花，占用空间小，还省电，不伤眼睛; 数字相机则不用担心浪费胶卷随意拍摄，马上看到拍摄效果; 数字录像机可以保证记录的图像品质不劣化，存储介质价格便宜可以长期保存。数字技术激发了猛烈的需求，使日本从失去的十年中逐步恢复，开始了战后最长的经济增长。


但是，虽然数字技术依然前行，超过100寸的屏幕，不到1cm的厚度，更高清晰度更高亮度更高响应速度的电视出现了，数字相机的相素突破了1000万，数字录像机里安装更大的硬盘和更新的蓝光。但这些都不是革命性的变化，也唤起不了更多的需求。本次北京奥运会，本来期望有奥运会特需，结果并没有出现。




二. IT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


再看看IT革命是怎么影响中国发展的。中国的改*开*大致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是80年代，主要是依靠自力发展。另一个就是90年代出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以外国投资为主的发展。80年代的自力发展最后实际以失败告终。87-88年猛烈的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89年的动乱，其后是数年的徘徊，中国向何处去? 仅有制度变革，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80年代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技术进步。打破大锅饭，要人民起早贪黑拼命工作，但人的冲天干劲和热情有其自然的界限。


邓小平敏锐觉察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向，果断的开辟了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道路，积极利用外资，你发财，我发展。中国开始了长达至今的持续经济增长。中国自身道路选择虽然功不可没，但如果没有IT革命提供的物质基础，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外国投资和经济全球化的，也就不会有90年代开始的持续经济繁荣。


借助计算机网络，生产据点可以全球最优配置降低成本。跨国公司可以迅速准确向全球的生产据点下达生产计划，并及时得到反馈。市场信息，加工图样，设计数据等等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迅速准确传播。在这之前，虽然有电话传真之类的模拟通信手段，但费用高速度慢不便于管理容易出差错。


更重要的是，IT革命使传统产业的生产管理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使大规模跨国投资最终成为可能。传统产业哪怕是加工一颗螺丝钉，实际都是高科技。生产螺丝钉需要铸锻焊车磨铣刨热处理等等工序，这些工序都需要恰当掌握火侯分寸，非熟练技术工人不能完成。熟练技术工人的养成需要漫长的时间，还需要师徒之间的传帮带。


IT革命使这一切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依旧是这些工序，但电脑是人脑的延伸和复制。熟练技术工人的加工过程，工艺参数等等都可以记录在电脑里，再由电脑控制机器自动加工。现在好了，即便是傻瓜按电钮就可以完成以前需要熟练技术工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即便是在毫无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农村设立工厂，都不愁招收人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IT革命的90年代之前，跨国投资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因为需要熟练技术工人。IT革命，使所谓的高技术产业也变成了低技术产业，降低了工业的进入门坎，跨国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比如Apple的ipod是高科技产品，却是深圳富士康的打工妹生产的。


电脑取代熟练技术工人，还带来了管理上的革命。如何监督管理技术工人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能够达到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精度，完全凭技术工人的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多干，心情不好时少干，作为管理者还没有办法监督。技术工人干满8小时走人，也没有办法要人多干，除非加钱。工人处于强势地位，于是各种调动积极性，监督的办法层出不穷。什么承包，计件，奖金刺激等等不一而足。80年代的改革就是在这种工人强势地位下进行的，自然皆大欢喜。但导致的副产物是，技术私有化了，再不可能传帮带了，教会了徒弟会饿死了师傅，技术进步停止了。最终导致了80年代改革的失败。


现在好了，由于IT革命，使只按一下电钮就能生产。那么就按照机器的节拍来定额生产，监督管理一目了然，跟不上机器节拍的可以走人，另招一个人也不花什么代价，转移到其它国家也不是很困难的事。两条腿的哈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则多的是。IT革命又为严格管理提供了物质条件，监视器打卡机，工作状况生产效率，甚至连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都能记录在案。现在甚至还出现了自动分析面部表情的监视系统，能够通过电脑自动分析员工面部表情，就可以知道员工是否打磕睡，工作是否专心，还能给出量化评价。IT革命导致监督加强的另一面，则是技术的传承只需要电脑的拷贝就行了，不需要传帮带的师徒组织。过去师傅有很高的威信，作为工厂的最基层的师徒组织团结有很强的战斗力，能够和管理层抗衡。IT革命导致师徒组织瓦解，工人成为一盘散沙，没有了力量。90年代中期后，中国出现了大规模下岗潮，大量的熟练工人下岗，工人沦为弱势群体。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一天与机器赛跑10余小时的体力充沛的农民工。这实际是IT革命引起的社会革命。


同样的社会革命也发生在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产业被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社会不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状，而是中间层被消灭的M形的格差社会。前不久日本秋叶原电器街发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则是这种M型社会的反映。事件的主角自技校毕业后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而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派遣社员。事件发生前，有传闻所在会社要裁员，这次肯定又轮到自己，自己长这么大，女朋友都没有，人生失败。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谁敢跟啊。他驱车上百公里从静岗县到东京的秋叶原，一路之上不断用手机向BBS发信息，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路历程，看不到前途和希望，要杀人，杀谁都可以!!!


事件发生后，日本又发生多起类似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主角都是一般的命运。受日本秋叶原事件的启发，中国上海发生了袭警案。区别在于，中国的袭警案还可以算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杀人，在网络言论中有称呼其为"大侠"就不奇怪了。日本则完全是无差别杀人，自己认真努力工作，但生活苦难怪谁呢? 怪政府?! 日本政府为下岗再就业花了不少力气，既有失业救济，又有免费职业培训，还积极介绍工作，政府工作人员还和颜悦色。怪资本家残酷剥削压迫?! 现在是想被剥削而不可得。那只有报复社会了。就是这么个毫无人性的事件主角，一样在日本的网络中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认为他帮大家向这黑暗的社会出了口鸟气。


对于网络中毫无人性的言论，中日两国的精英阶层表现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中国的精英是谴责网络暴民，要教育这些暴民，使这些暴民能有普世的人性。日本精英则要修改相应的派遣法规，禁止短期派遣，并讨论反思引起这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如何避免今后发生。主观想改善底层的生活状况，并不能实际改变IT革命后社会变革，禁止短期派遣反而招致更多的失业和收入下降。你日本这里管严了，我到别处去，这是场没有底线的竞争。于是现在又有声音呼吁改回来。这事件早些时候，日本NHK放送了一个专题节目"working poor"，揭露了日本社会的现实，很多人拼命工作，却收入微薄，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读书，下一代还是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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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r。在这个连续几级的专题节目中，还介绍了美国韩国类似的故事。节目的主旨很明确，原因直指全球化和市场原理过头。中国精英和媒体给出的原因是中国开放和市场化不够，需要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市场化。


中国的开放和市场化程度，是世界其它国家不能比拟的。以前中国封闭不搞市场经济，对外交往时都矮三分。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银行想在美国开分店被拒绝，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指责美国不按照市场经济办事，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前不久一英国投资公司想收购日本一家企业，被日本政府拒绝。这英国投资公司的亚洲代表好象是个中国人，他在日本电视上能够理直气壮批评日本政府不搞市场经济，不按照市场原则办事会受惩罚的。开放和市场经济，使中国人腰杆子硬了，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可以指责IT革命引起社会不公正，但不可否认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极大降低了工业化的门坎，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积极吸收外国投资，承接西方产业转移，一跃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这世界工厂一样遇到了发展界限。如果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遭遇的是技术界限，那么中国的发展遭遇的是自然界限。其实，IT革命使生产力的大爆发，使全球的经济发展都遭遇了自然界限。最近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G8峰会，会议的主题是地球温暖化，削减CO2的排放。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地球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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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初期，由于刚从战乱恢复，这个时期是：地价低，粮价高。因为社会动荡，投资土地不仅风险大，而且动乱本身也使农业生产收到破坏，谁有粮食谁活命。同时人口少，土地相对还广阔无边。比如宋朝初年粮价大约每担（约118斤）600文左右，地价约1-2两银子（1000文）1亩。小农经济虽然是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但又是一种最不稳定的经济形态。小农经济同时生产同样的东西并且同时卖，四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市场竞争极度激烈。家庭经济很单薄，随便一个天灾人祸，再配合上高利贷（中国历史上借贷利息一直很高，基本在年息25%以上，因为王安石的青苗法政府农业贷款利息还有这么高），所以破产并卖掉耕地的情况频繁发生。同时小农又视土地为根本，只要有点钱第一选择就是买地。因此土地交易会频繁发生。在这个时期，地主和商人买地主要是为了通过收取地租取得投资回报。中国古代大约1亩地产1担多一点（59公斤）粮食（到解放初期，我国谷物单位面积产量也就70公斤左右）。这是中国长期以来的自然界限。如果投资2两银子买地，收价值300文的谷物地租（按600文1担，四六或五五分成），年投资回报率15%，还是合算的。

土地是毕竟有限资源，随着人口增长，大自然的土地供给会达到限度，生产力达到了自然的界限。任何有限资源都具备炒作功能，价格都是在逐渐上升的。因此我们会看到，王朝初年土地价格在1-2两一亩，会在中期很快达到20两左右一亩。而粮食是再生资源，供给能力影响价格，价格虽然也涨，但大约在700文左右1担。这个时候地主商人以吃地租为目的投资土地就有些不合算了。因为还按五五分成，即使粮食单产提高点，也无非能收400文钱，投资回报率就只有2%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有那么多地主在买卖土地呢？因为地价总是持续在涨，王朝后期能涨到50两，甚至100两一亩。涨到50两1亩，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8%，涨到100两1亩，只有0。5%。在资金利息达到25%以上时投资土地，不是傻瓜吗？地主就是资本家，他们怎么会傻？他们是把土地当作股票、期货等赌具来赌博了。由于中国自然灾害频繁程度和灾害程度世界第一（联合国统计近50年世界50大自然灾害中中国占了26个），因此小农破产卖地和丰年买地很频繁，换句话说“短线”有波动。土地作为有限资源长期一定涨，也即是说是长线投资好东西。因此，中国才有“千年田换八百主”的频繁土地交易活动。地主商人（一般还都兼高利贷者）是把土地这种重要生产资料作为赌具来玩，从中赚钱，才造成地价不断上升，超出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本身的投资品了。

这样看来，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或者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活动的内容将变成以赌博为主，也就是进入一个赌博经济阶段。这个阶段也是市场经济的最后阶段，因为发展下去，这个社会只有崩溃。炒卖土地并不是论月的，是论年甚至几年才一个轮回的。虽然大商人地主通过炒卖土地赚钱，但随着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投资收益逐步降低，必然驱使地主提高地租。这就是为什么王朝初年地租远比王朝中后期低的主要原因。假定一个4口之家的自耕农本来耕种10亩地可以吃饱（每亩养活0.4个人）——。如果失去土地去租一个四六分成的土地（地主四），大约需要租用15亩地可以吃个半饱（每亩养活0.27个人）。如果地租改为五五分成，不租种16、7亩就不能活了（每亩地养活0.2个人），可到了倒四六，就要租种20亩地才能活。狠的还有三七分呢！

资本是不断增殖的，而生产力却有自然的界限。中国古代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是按资分配，在有限的空间里按资分配，于是人的所得越来越少。但是人口还在自然增长，每亩实际能养活的农民却越来越少，大量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自由了，可以到城市打工了，经济空前繁荣。地主按资分配得到地租，地租并不会消失，地主也不可能吃掉那么多地租，这些地租又通过各种途径回到了市场上。包二奶，看家护院的保安业，繁荣娼盛的服务业，春风十里杨州路。大兴土木带动手工业蓬勃发展。第三产业空前发展，政府的税收暴涨。《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这繁荣的盛世，但却是在北宋灭亡前不久完成的。后来的民族英雄岳飞就出生在这个年代。他家本来还算家道殷实的自耕农，后沦为佃农，再后来成为保安，再后来就吃粮当兵了。正好符合了这市场经济运行的轨迹，先是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入第三产业，再然后是摆脱束缚的农民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他失业了失去了生活来源。

有意思的是，每当这个时候，“信用危机”就成为催化剂。当年农民忍受地主商人的盘剥没有造反，因为他们信任皇帝，信任官府，而且官府、皇帝、文人都在骂奸商和兼并者，他们把怨恨都对着制造自然灾害的老天或者命。而政府也确实做了利国利民的实事，把这些流民召集起来当兵。政府大兴土木，搞花石纲，搞赤字财政又何尝不是刺激经济拉动经济促进就业的措施呢。但到了很多人没办法活的时候，他们发现皇帝并不保护他们。皇帝、官府、文人都没了信用。信用体系一崩溃，世界就乱了。繁荣的大宋在北方的冲击下顷刻土崩瓦解，岳飞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总结了这么句话"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 但这是不可能的，爱钱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普世人性，不可能要求当官的不具备人性。怕死更是如此了，有钱没命享也是白搭，金军还没有打过来就先跑了。当我们讴歌范跑跑践行普世价值的时候，可曾想到过大约1000年前，普世价值就已经深入人心了，正是这普世价值直接导致了国破家亡。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明末，发生在清末，发生在民国。当代中国又重新走上市场经济光辉大道，又讴歌普世价值就不奇怪了。

如果把现代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房奴替换上面的农民，实际就是现代的描述。如果土地私有化了，演变的样子就会完全一样了。人们受现实的资本压迫，于是对新政充满了幻想，赞颂学者的良心，跟历史上也一模一样。但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现在良心的光环已经不在了，对新政也没有期望了。繁荣的背后可以感觉到火山在积蓄能量。

这是市场经济跳不出的周期率。每一次动荡，固然导致人口和生产力极大破坏，但破坏更严重的却是资本，资本被重新清盘了，社会才得以开始新的景气循环。王朝之初生产力有发展空间又开始新的盛世。资本有天然的扩张趋势，每年增长百分之多少。但现实的生产力却有自然的界限，不可能这么无限制的增长。生产力发展遇到了极限，资本在有限的空间里却无限增殖，压迫人的生存空间。于是由盛转衰，革命重新洗牌白茫茫一片干净，再开始新一轮的资本增殖。这就是中国历史独特的周期率，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逍遥仙

这是前年的贴子了, 今天偶尔看到, 雪野情匆的才情果非一般……